2019年，在距离海岸100多英里的西非海岸附近，我陪同来自冈比亚的海警在一周时间内逮捕了15艘违反劳动法规和非法捕鱼的外国船只。除一艘外，所有被逮捕的船只都来自中国。
同年年初，在一艘从智利蓬塔阿雷纳斯驶往南极海域的长鳍鱼船的一个月航程中，我们遇到的其他船只只有十几艘锈迹斑斑的中国围网船，看起来几乎不适合航海。
2019年5月，在一艘韩国鱿鱼船上，我看到近20多艘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排成纵队进入朝鲜水域，公然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法船队的一部分:据NBC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00艘中国拖网渔船在日本海捕鱼。
2020年7月，340多艘中国渔船出现在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敏感的Galápagos海洋保护区外。据冲突研究公司C4ADS称，许多船只与与非法捕鱼有关的公司有关。三年前，一支规模类似的中国船队抵达这片海域，其中一艘船被逮捕，船上非法捕捞了约300吨鱼类，其中包括双髻鲨等濒危物种。
中国拥有20万至80万艘渔船，有些甚至远在阿根廷，其捕鱼舰队的规模和范围是无人能及的。在政府补贴的推动下，捕鱼业的增长和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抑制，部分原因是中国本身在历史上对渔业作业几乎没有规定。这支船队的主导地位和在全球的无处不在，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中国如何、为什么、以及以什么代价在海上部署了这么多船只。
原因早就很清楚:地缘政治力量和中国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随着美国海军从西非和中东海域撤离，中国加强了其渔业和海军存在。在南海和北极的北海航线等地，中国声称拥有宝贵的航道和海底油气资源。
“中国舰队的规模和侵略性让中国掌握了控制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亚洲海洋透明倡议(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主任格雷格•波林(Greg Poling)表示。他补充称，当中国渔船入侵他国领海时，很少有外国愿意予以反击。
至于食品安全，由于过度捕捞和工业化，许多最靠近中国海岸的海洋资源已经减少，因此船只被迫冒险到更远的地方填满渔网。据安全研究机构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称其拥有大约2,600艘远洋渔船，比排名第二的四个国家(台湾、日本、韩国和西班牙)的渔船总和还要多三倍。
波林说:“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补贴计划，中国远洋捕鱼船队的规模将是现在的一小部分，中国南海的大部分船队也将不复存在。”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专门研究中国渔业政策的教授马洛里(Tabitha Grace Mallory)在电子邮件中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支持本国渔业。2018年，全球渔业补贴总额估计为354亿美元，其中中国占72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于马洛里所说的“有害”补贴，因为这些补贴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捕鱼船队的规模。这包括燃料费用和增加舰队规模的新船费用。马洛里说，另一种选择是，用一小部分国家补贴来支付船只的退役费用。
政府还帮助支付新的发动机、为拖网渔船购置更耐用的钢壳以及在渔场部署武装保安船和医疗船的费用，使渔船船长能够在海上停留更长时间。中国渔民进一步受益于政府领导的渔业情报，帮助他们找到最富饶的水域。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海洋与渔业研究所“我们周围的海洋”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解释说，补贴不仅让船只冒险进入有争议的地区，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保利说:“他们还在耗尽鱼类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使船只继续运转，否则就会停产。”
专家们说，只要为过度捕捞的船队提供财政援助，可持续捕捞是不可能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追踪，90%的商业鱼类已经被过度捕捞或完全捕捞——这意味着它们已经超过了可持续补充自身的能力——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10种商业鱼类。
政府资助的过度捕捞
在补贴渔船方面，中国绝非个例。根据2018年由国家地理学会驻馆探险家Enric Sala领导的《科学进展》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全球超过一半的捕鱼业将无法以目前的规模盈利。
Sala的研究显示，日本在公海(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海洋部分)的渔业补贴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占全球公海渔业补贴的20%——8.41亿美元。西班牙占全球渔业补贴的14%，其次是中国，占10%，然后是韩国和美国
但就规模而言，中国是最大的。2014年，中国在公海上的船只超过800艘，占全球报告的公海渔获量的35%以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其次是台湾，有593艘船，约占捕获量的12%;日本有478艘船，不到5%。)
但补贴不仅仅是海洋鱼类迅速枯竭的主要原因。由于在全球范围内投放了太多的渔船，补贴可能会导致捕捞能力过剩、不健康的竞争、领土争端和非法捕捞，因为船长们会不顾一切地寻找新的、不那么拥挤的渔场。
“说白了，这就像付钱给窃贼去抢劫你邻居的房子，”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在谈到补贴在鼓励非法捕鱼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时说。
根据渔业和水产养殖咨询公司波塞冬水产资源管理公司(Poseidon Aquatic Resource Management)去年发布的一项指数，在非法、未报告和无监管捕捞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得分最低的国家。
小的变化
尽管如此，中国仍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为了应对来自海洋保护组织和外国政府的国际压力，政府近年来已开始加强对其船队的控制，但环保人士和渔业专家仍持怀疑态度。
2016年，政府发布了一项五年计划，到2021年将远洋渔船数量限制在3000艘以下。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因为政府很少发布船舶数量的数据。
今年6月，中国渔业部门宣布，将从7月至11月关闭中国渔船在南美某些水域的鱿鱼捕捞季节，理由是需要让鱿鱼数量得到补充。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停止捕鱼季。
保利说:“我相信中国政府是认真的，他们提出要限制他们的远洋船队。”“他们能否对自己的船队实施计划中的限制是另一个问题;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控制远洋舰队的能力，并不比我们控制西方舰队的能力强多少。”
随着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有能力负担更多的海产品，中国政府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补贴，以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努力减少该国对野生鱼类的依赖。
然而，这一举措带来了一个新问题:为了让鱼类增肥，大多数养鱼场依赖鱼粉。鱼粉是一种高蛋白粉末，主要由从国外或国际水域野生捕捞的鱼类制成。此外，水产养殖需要消耗大量的鱼粉——例如，在一条人工养殖的金枪鱼进入市场之前，它可能以鱼粉的形式吃掉超过其体重15倍的野生鱼类。
海洋环保人士警告说，鱼粉生产的贪婪本性正在加速海洋枯竭，助长了非法捕捞，破坏了水生食物链的稳定，并削弱了贫穷国家水域中当地生存所需的蛋白质来源。
“捕捞大量野生鱼来满足对养殖鱼日益增长的需求是没有意义的，”萨拉说。“这些野生鱼类中的一小部分可以直接用来喂养人类，对海洋生物的影响更小。”
为了满足对鱼粉和鱼油的需求，中国渔业主管部门在2015年表示，他们计划将南极水域的磷虾捕鱼量从3.2万吨增加到200万吨，不过他们承诺不进入“生态脆弱”地区。磷虾是鲸鱼的主要食物来源，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担心如此高的收成会产生连锁反应。
补贴在破坏国际关系稳定方面的作用
除了过度捕捞和渔业崩溃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环境后果外，海上如此多的船只意味着对渔场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可能会破坏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并导致暴力冲突。
2016年，韩国海警向两艘威胁要撞击黄海巡逻船的中国渔船开火。一个月前，中国渔民在同一海域撞击并击沉了另一艘韩国快艇。同年，阿根廷击沉了一艘据称在其海域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印尼、南非和菲律宾最近都与中国渔船发生了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渔船是为了捕捞鱿鱼，这占该船队在公海捕获的鱿鱼的一半以上。
中国船队如此庞大的原因之一是，其中一些渔船的用途不仅仅是捕鱼。波林说，这些渔船是所谓的“民间民兵”的一部分，被派往海上冲突地区监视水域，有时还恐吓和撞击其他国家的渔船或执法船只。除了支持远洋渔船的补贴计划外，中国还有一个鼓励渔船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作业的计划，以此宣示中国的主权主张。他们得到许多与远方的水上船队相同的好处，外加现金支付，因为在那个地区运营是无利可图的。
200多艘这样的民兵渔船占据了南海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附近的水域，这片海域富含鱼类，可能还有石油和天然气，中国、菲律宾、越南和台湾都宣称对其拥有主权。卫星图像显示，该地区的中国渔船大部分时间都停泊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在捕鱼。
波林说:“(中国)小渔民去南沙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得到了报酬。”这些渔船的存在加速了这些岛屿周围鱼类的减少，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渔船发生冲突，并为中国在一些岛礁上建设军事设施提供了掩护，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该领土的主权主张。
在补贴的支持下，中国的航母编队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而且比之前认识的还要大。同样，最近发现的近800艘中国拖网渔船在朝鲜水域非法捕鱼，为日本海(也被称为东海)70%鱿鱼资源消失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见解。
中国派出一支以前看不见的工业船舰队到这些被禁止的水域捕鱼，用暴力取代了较小的朝鲜船只，并率先导致一度丰富的鱿鱼储量下降。当被问及这些发现时，中国外交部在给NBC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国“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决议，并“一贯惩罚”非法捕鱼，但它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中国船只在那里的存在。这些发现是由全球渔业观察(Global Fishing Watch)的新型卫星技术记录下来的，并得到了我2019年乘坐韩国鱿鱼船的证实。
“他们非常严肃”
中国渔船经常对竞争对手或察觉到的威胁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部分原因是它们成群出行，有时还配有武装保安。我花钱登上一艘韩国鱿鱼船，向日本海的近海驶去，希望能在那里记录下中国非法鱿鱼的存在。
我们的船长个子不高，身体结实，大约70岁左右，眼睛深陷，皮肤像大象一样饱经风霜。在我们预定出发的那天早上，雇来的船员告诉船长，他们不会在旅途中工作。他们说，他们太紧张了，不敢与任何有关朝鲜的报道扯上关系，也不敢接近中国渔船。
船长说我们仍然可以和他的大副一起出海，但这艘船会很难管理，比平常更脏，当他请求我们时，我们需要帮助。
这艘60英尺长的木船甲板上乱成一团，散发着腐烂鱼饵的恶臭，滑得像滑冰场一样。船员宿舍被毁了，船的引擎在离海岸几百英里的地方出了故障，我们紧张了两个小时才修好。
我们出海的第一天天黑后不久，雷达上出现了一艘船的光点。我们奋力追赶，结果发现不是一艘而是近24艘船，它们都排成纵队从韩国水域驶往朝鲜水域。所有船只都悬挂着中国国旗，没有一艘像韩国水域要求的那样打开应答器。
我们跟踪这些船只，拍摄它们，记录下它们的识别号码，大约45分钟后，我们发射了一架无人机以便更好地观察这些船只。作为回应，其中一名中国船长按响了喇叭，亮起了灯，然后突然向我们冲过来，做出了冲撞的动作——这是警告。我们继续按原航线航行，但那艘中国船继续向我们驶来。当它到达离我们不到30英尺时，我们突然转向以避免相撞。
这是我们船长愿意冒的最大风险。他觉得继续下去太危险了，就把我们的船调转方向，开始了8个小时的回港之旅。在这期间，他显得异常安静，还有点慌乱。“他们很严重，”他一直喃喃自语，指的是那些中国渔民，他们毫不畏惧，继续驶入朝鲜水域。
显然，补贴不仅使中国渔船船队成长为规模空前、覆盖范围空前的全球力量。他们还灌输了一种野心、干劲和胆识，很少有其他国家或他们的渔业船长愿意或能够挑战这种精神。
